近30年来，我市人口老少比的内部结构已经迥然不同。0-14岁少年儿童所占总人口比重从29%下降到了16%左右。　

伴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年人口抚养比重不断上升，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不小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落实，极大地改变了我市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和人口结构，伴随而来的“人口红利”、“老少抚养比”、“老龄化”、“少子化”等词汇逐渐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而“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等话语，成为一代人的记忆，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那么，这40年来人口自然变动，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40年的积累到如今，从宏观社会到微观个人，又有怎样的挑战与机遇？

    人口红利将要消耗殆尽了吗

    12月13日，家住西城路一老小区的市民莫先生刚回到家，见刚退休一年的妻子正在看中央电视台新闻持续关注的延迟退休问题，不自觉地叹了口气。在我市某中专工作的他今年56岁。他表示，如今一家人拥炉而坐的景象与30年前全然不同了。“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兄弟姊妹4个都还没成家，大家下班之后是4个把爷陪着爸妈吃饭，很热闹。”如今，他唯一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去深圳工作，晚饭是他和老伴凑合着吃。

    家庭结构变化的背后，是一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变化。而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打开“机会窗口”，结构的失衡也可能为社会发展“制造阻力”。

    随着眼下“单独二孩”、“延迟退休”等政策的研究和出台，人们不禁会问，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的人口红利期将要消耗殆尽了呢？

    今年11月2日，国务院参事马力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全国老龄委办公室联合主办的“2013中国老龄事业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上世纪50年代、1964年到1968年以及1984年到1991年三个时期，分别是我国三个人口出生高峰，而这些人群将在2010年代、2020年代和2040年代相继进入老龄。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两大核心问题也将迎面而至，一个是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一个是抚养负担问题。

    “由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生育率比较高，导致70-80年代的生育率也比较高，这使我们在近几十年里的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力人口比重比较大，抚养比例不高，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可以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廉价劳动力。”广西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肖富群在谈及我市人口现状时如是分析。他认为，随着人口红利期的这批劳动力逐渐进入老年阶段，社会抚养比提高，劳动力丰富、抚养负担低的现状会逐渐改变。

    关于人口红利的“拐点”说

    今年34岁的陈浩(化名)是家里的独子，父母亲刚退休一两年，而唯一的女儿刚上幼儿园大班。“能生两个也不敢生。”他与妻子表示，当下的生活还应付得不错，“但是肩上的担子会越来越重的”。尤其是想到十几年之后，双独家庭的他们表示，到时候，爸妈们身体肯定不如现在，更需要照顾，而女儿那时也才是十来岁，正是学习成长的关键期，都不可掉以轻心。“那才是要考验人的时候啊！”

    陈浩的担心只是家庭个体对于未来赡养负担的主观感受与理解，而对于社会来说，老少抚养比等一些客观数字则能够较为清晰地反映我市人口结构的状况。

    “老少抚养比是指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这说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大致要负担多少名非劳动年龄人口。”广西师大讲授人口学课程的包俊林副教授介绍，老少抚养比越大，意味着劳动力的抚养负担就越重；老少抚养比越小则说明劳动力越多，人口红利越高。

    据最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市的人口抚养比数值从四普的61.94%下降到五普的47%，在六普时抚养比则为44.75%。

    包俊林分析说，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人口总抚养比从1982年的62.6%下降到2007年的38.0%，且2005年后人口总抚养比一直保持在40%以下。桂林市44.75%的抚养比是比较正常的比率，也都低于53%的人口红利期标准。

    据相关媒体报道，从2005年开始，我国人口抚养比降到了40%，进入了中国历史上劳动年龄人口负担最轻的时期。

    然而对于人口红利期的持续时间，却颇具争议。

    记者从新华网2010年5月的一则消息得知，当年，国务院参事马力就曾指出，我国人口抚养比将在2013年出现“拐点”。在其题为《中国劳动力变动趋势及判断》的报告中提到，我国劳动人口抚养比将在2013年达最低值38.3%，但2010年至2035年仍低于53%的人口红利期标准，处在劳动力丰富、抚养负担低、储蓄率高的人口红利期。

    而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人社部、武汉大学等部门和高校的众多专家、学者共同攻关完成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报告2012》中则提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人口红利期将于2015年左右结束，老年化程度大大超过社会承受力，人均抚养比将创历史纪录。

    此外，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7月16日的一场专题报告中表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去年底达到顶峰，之后开始出现下降，但20到59岁就业年龄人口仍在增加，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峰值8.31亿，到那时，我国的人口红利将完全消失。

    两条方向迥异的曲线

    尽管对人口红利未来的释放期长短说法不一，但通过数据统计得知，近30年来我市人口老少比的内部结构已经迥然不同。

    有专家认为，在未来20年时间里，人口抚养比结构出现逆转，老人抚养比将超过少年儿童。

    而这样的“预言”，似乎在向我们走近。伴随着三次生育高峰而来的高出生人群逐渐步入老年，以及当下低生育水平的现状，造就着当前甚至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通过对1990年我市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进行分析，一位专家叙述：“我市0-14岁少年人口由1990年四普的135.23万减少到2000年五普的95.67万，期间以年均3.24%的速度负增长。”

    1990年少儿约占当时总人口的29%，2000年少儿占当时总人口的比重下降到了20%。而2010年与2000年相比，我市0-14岁人口的比重仍旧呈下降趋势，下降约4.13个百分点。

    与少儿比重下降曲线相反的，却是老年人口比重曲线的逐年上扬。三次人口普查，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绘出了8.35%、11.92%、14.77%的增长线条。

    据资料显示，六普期间，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较五普上升2.85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11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是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的动态发展过程。同全国一样，桂林市自上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老年人口比重就出现了持续上升的现象，开始了广义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从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可知，1995年桂林地区人口已经呈现了老龄化特征。”原市老龄委的曾文针曾撰文表示，桂林市是先于全国进入老龄社会的。

    由于人口问题是具有周期性与积累性的，“如果未抓住人口红利期实现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出现‘未富先老’的局面，老龄社会的养老就没有足够的经济社会基础。”肖富群教授表示。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老莫掐指一算，女儿自2005年上大学至今，就一直离家在外了。他颇为感慨地对妻子说：“我们是名副其实的空巢老人了吧！”“到你退休了，女儿也结婚了，喊她接我们过去住！”妻子笑答。两口子心里知道，这都是玩笑话。他们也表示，当自己老去，总有方法和途径将自己照顾好。而老莫与妻子的对话折射出了未来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不仅少生了4亿多人口，为中国的基本现代化、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条件，也实现了中国人口生产类型的转变，改变了中国人口发展的轨迹。但根据预测，未来一段时间以后，人口的社会总抚养比将会因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增加而逐步加重。2006年12月，国务院颁发关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其中指出，快速老龄化将对未来社会抚养比、储蓄率、消费结构及社会保障等产生重大影响。

    “老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人口结构，对一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带来严峻挑战。”广西师大经管学院教授刘俊杰解释说，其一，原有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将日益不匹配；其二，面向老龄人口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需求将大幅上升；其三，经济增长的动力与创新活力将受到影响。

    据了解，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一般呈“倒U形”相关——— 即年轻人和老年人储蓄率较低，而中年人储蓄率较高。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在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同时，也将导致储蓄率下降。

    此外，“从公共投资角度看，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如养老、老人护理、医疗等则大幅度上升，一定程度上会减少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比例，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也将受到影响，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趋缓。”刘俊杰教授分析。他表示，日本、韩国等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影响也证明上述判断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对桂林而言，由于城市产业结构相对偏向传统服务业，人口老龄化导致的负效应较之以重化学工业、制造业为主导的城市可能会轻一些。

    2007年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作为新闻发言人，曾针对“有些人拿发达国家的‘先富后老’和中国的‘未富先老’作对比，提出中国人口的‘崩溃论’、‘危机论’”进行回应。转眼五年过去了，面对老龄化和劳动力规模下降等趋势，也就是“手”增长得比“嘴”慢的问题，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也让不少人担忧。

    “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后，人口走向老龄化阶段。与此相比，我国确实面临未富先老的人口特征。过高的人口抚养比和严重短缺的青壮年劳动力，必然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可持续能力。”刘俊杰认为，“单独二孩”等政策调整，目的在于逐步缓解超低生育率可能带来的对经济、社会的冲击。这种微调的人口政策能否带来预期效果，还需要跟踪观察。

    “断言中国人口崩溃或必然出现危机，还言之过早，甚至是危言耸听，但这些言论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警示意义值得关注。”刘俊杰认为，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未来可能需要出台更多、更加灵活的人口生育等政策，以应对老龄化带来的负效应。

    如何让红利的尾巴“再长一点”

    作为社会结构中人口红利的一笔“本金”，市民梁先生和身边的朋友们也开始“寻找着”自己事业的突破口。今年11月，梁先生投资的可容纳上百位老人住宿生活的养老公寓刚修建完毕，正在装修。尽管朋友们强烈建议他用作宾馆，但他认为今后服务“夕阳”，将成为一个“朝阳产业”。

    的确，于一些个体而言，对未来趋势的预见成为了一个个商机，于相关部门而言，对发展趋势的宏观把控、对政策调整制定的未雨绸缪显得尤为重要。

    2007年，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社会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包括人口数量问题、人口素质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包俊林认为，当前还是应以控制人口数量，优化人口结构为主：在控制人口数量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到平衡点；适度调整政策，优化人口结构。

    包俊林说，就桂林实际而言，城市公共政策制定者一方面应积极提高人口质量，另一方面还应制定和落实老龄事业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把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构建更加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

    刘俊杰则认为，必须在及早科学预测城市人口结构变化特点的基础上，根据人口结构变动趋势，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将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产业结构逐步转化为创新性、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

    此外，刘俊杰也建议大力发展多层次面向老龄人口的社会服务业，促进现代服务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完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以不断创新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专家们表示，随着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规划以及国家现代服务业改革试点方案的实施，进一步提升桂林综合服务功能，促进社会化养老服务试点建设，结合国家人口政策及时调整人口结构，相信桂林会在人口老龄化浪潮到来之际，以充分准备积极应对的姿态，实现城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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