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记者要来采访，老村医周德梅坚持要拿出证件，证明自己几十年的村医经历。    

▲尽管已经70岁，秦小喜仍然在诊所里默默地坚守。

  ▲村医梁腕景在细心地给村民测量血压。 

    据市卫生局2012年初对我市乡村医生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共有乡村医生5759人，其中40岁以上村医3058人，约占总数的53.1%；而30岁以下的村医仅有529人，仅占总数的9.2%。村医老龄化趋势显现，年轻人不愿当村医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

    “乡村医生”，一个平凡的职业，或许还成不了一个职业，在广阔的农村土地上，他们左肩锄头，右肩药箱，只要村民一声召唤，无论白天黑夜或在田间地头，随叫随到；“乡村医生”，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他们身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网底”，背负村子所有村民的健康和防疫，特别在上个世纪那缺医少药的年代，用一根针、一把草为无数村民解除病痛和疾患，成为村民健康的保护伞。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当年的许多乡村医生正逐渐老去。2012年11月9日，卫生部妇幼保健和社区卫生司社区卫生处处长刘利群在第24届全国医药经济信息发布会上指出，中国在岗的乡村医生年纪呈老龄化趋势，而年轻人又不愿到农村从事这一职业，乡村医生正面临后继乏人的尴尬现实。

    乡村医生面临“断层”的原因为何？又该如何破解？近日，记者走近我市部分乡村医生和卫生专家进行相关调查和探寻。

    调查一：村医在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的作用无可替代

    一大早，家住平乐县大发瑶族乡黄龙村委社坪自然村的村医邱家富接到电话，隔壁村80多岁的黄庆明老人患有右肾腺肿胀、十二指肠结石等疾病，请他护送转移到市某医院就诊。

    黄庆明老人的儿子、女婿不在身边，作为村医的邱家富“义不容辞”地应承了任务，并紧急联系出山的柳微车。

    邱家富所在的村子距离平乐县城70多公里。由于联系的柳微车到中午12点左右才能开进村里，记者上午见到邱家富时，他正在堂屋给社坪村1队村民卢荣新抓药。已经70多岁的卢荣新脸色发黑，神情愁苦，他告诉记者，前两天肚子肿胀动不了，差点死在床上，幸亏隔壁有人帮他打电话让邱家富来看病“到家里连打了两天针，才救了一条命。”而让他心怀感激的还有，由于一个人生活，没什么收入“现在打针的钱都还欠着。”

    “在农村，不少村民收入微薄，欠钱看病的情况确实有一些，不过作为医生，首先考虑的肯定还是治病救人。”邱家富说。今年54岁的他经过在桂林一年半的专业知识培训，从1986年开始回村，28年来一直担负着社坪村1至6队方圆几十公里的广大村民疾病的治疗和防控。

    “村医就像我们村民的保护神一样。”卢荣新告诉记者，由于农村路远，村民平时有些小病小痛首先就要找村医，一些急病急痛更需要村医首先救助并帮助及时转移，“他们不管白天黑夜，也不管在家还是在外做活路，都随叫随到。”

    “除了为村民提供最基本疾病的治疗，我们还承担着10大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呢。”在邱家富所在村子对岸的黄龙圩上，49岁的村医梁腕景说。记者当天下午2点多见到她时，她正给一位妇女测量血压，旁边还放着吃了一半的饭。

    “今天圩日子，看病的人多，所以现在才吃饭。”梁医生笑着说。血压量完后，她从一旁的医柜里拿出本子小心地把相关信息登记起来。她告诉记者，或许由于水质等问题，当地村民容易出现高血压、糖尿病等心脑血管疾病，平时除了为村民提供药物治疗外，对每一个规定的农村各类易发疾病病例都会登记备案形成“健康档案”，最后上报给乡卫生院。同时，包括农村村民的健康教育和管理、基本医疗惠民服务、儿童疫苗接种、孕妇产前检查、产后以及村民相关疾病访视等等，都是日常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梁医生告诉记者，她负责的区域有上千个村民，平时每天有10多人前来抓药看病，圩日子则有20人左右。不过，由于农村大多留守些老人、小孩和中年妇女，这些人抵抗力偏差，患病几率较高，而且就医的行动能力也较弱，很多时候都要背起箱子走长长的山路去给村民看病，她“感觉身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了”。

    “实际上，作为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的‘网底’，乡村医生与医院的医生相比虽说不起眼，但由于长期扎根农村，对村里的情况更了解，哪些地方容易出现什么疾病，哪些疾病用什么药等等知根知底，为实现农村广大群众小病不出村、中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以及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方面一直发挥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当前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增多，农村中以老人、小孩和妇女居多形势下，乡村医生对村民的健康保护作用不但没下降，反而更加地凸显。”市卫生局基妇科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调查二：村医老龄化趋势明显，年轻人不愿到农村从事村医

    记者从相关资料和采访的乡村医生介绍中了解到，乡村医生前身为“赤脚医生”。在上世纪60年代，鉴于当时农村卫生条件恶劣，各种疾病肆意流行，在严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政府部门提出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通过选派有医药世家背景的子弟、有一定文化的农村青年及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培训，最后下到农村为广大村民送去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到1985年初，卫生部做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经考核合格的，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如今，当年风华正茂的“赤脚医生”，正逐渐老去。

    据2012年11月9日，卫生部妇幼保健和社区卫生司社区卫生处处长刘利群在第24届全国医药经济信息发布会上指出，我国在岗的乡村医生年纪正呈现出老龄化的趋势。

    而根据市卫生局2012年初对我市乡村医生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共有乡村医生5759人，其中40岁以上村医3058人，约占总数的53.1%；而30岁以下的村医仅有529人，仅占总数的9.2%。

    “从数据来看，村医老龄化趋势还是较为明显的。”曾在我市医疗系统工作几十年的市红十字会刘副会长说。他坦言，老村医逐渐老去，年轻人又不愿到农村从事这一职业，乡村医生正面临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

    “都说医生是越老越吃香，不过随着年龄增大，人的记忆力越来越差，而且作为乡村医生，经常要背着药箱走村串巷给村民治病，还要做疾病的宣传和防控，有时甚至要连夜出诊，年纪一大体力和精力往往跟不上。”邱家富告诉记者，这一两年下来，他发现自己对村医工作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让邱家富感触最深的是，今年1月初，社坪村6队的有个村民因为缺少安全知识，随意用切割机割油桶准备做个炉灶，结果在切割过程中油桶爆炸。“当场炸断双脚，肠子也流了出来。”当时被炸伤村民的家人打电话让他尽快赶去救治，他扛起药箱，坐了20多分钟船，又走了将近1个小时山路，一路上紧急联系救护车，“结果赶到时，人已经奄奄一息。”

    随后，他又协助料理后事，一连忙了好几天。刚一回到家，电话又打来说，被炸村民的侄子高烧40℃。“当时是深夜12点半，天上电闪雷鸣下着大雨”，但村医的使命让邱家富背起药箱，一手拿电筒一手打把伞，还是毅然赶去了。

    “当时冒雨走了1个多小时的山路，整个人又累又害怕。”邱家富坦言，那段时间他甚至起了“不想干了”的念头，然而，“当听说孩子转危为安时，心里又觉得很欣慰，做医生很光荣。”

    “前几年我也曾计划让我在桂林市卫校毕业的大儿子回村接班，但他宁愿在城市打工，每个月挣两三千元也不愿回来。”邱家富略有些遗憾地说。不过他也能理解，如果让他儿子这样的年轻人回村做村医，不仅收入不高，年纪轻轻整天窝在农村，搞不好连老婆都讨不到，“那样有什么必要呢？”

    而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像邱家富、梁腕景等村医，尽管他们作为村医行医几十年，对医生这个职业怀有深厚的感情，也有心让子女“子承父业”，而且大多努力送子女进卫校、医学院等就读，不过，他们更希望子女走出农村，努力挤进县里甚至城市的更大医院，做个收入有保障、有身份的体面的医生。

    原因：养老难保障，部分村医收入偏少，行医条件艰苦

    对于乡村医生后继乏人的原因，刘副会长表示，根本原因还是村医收入偏低，特别是老村医养老难有保障，以及城镇化背景下年轻人普遍向往城市不愿回到农村。对此，记者通过近日深入采访，情况与刘副会长观点不谋而合。

    “作为村医，我们没有任何固定收入，平时主要靠挂号费、药品零售差价，以及每年经过验收完成后才能得到的3600元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费。”邱家富告诉记者。目前是按每1000人配一个村医的标准，但随着农村人员外出务工不断增多，农村常住人口实际更少，“现在平均每天来看病的也就三四个村民”，“平时脱下白大褂就要拿起锄头去种地才行”。

    “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在村子和乡镇出现了很多个体医生和私人诊所，对村医的业务量也造成很大冲击。”刘副会长说。他同时表示，受限于当初被培训的技术水平，一些乡村医生技术水平不高，缺少竞争力，也是造成其收入偏低的原因之一。

    与现实的收入不高类似，老有所养也成了村医既焦虑又无奈的事情。在临桂县两江镇樟塘村，村医周德梅已经71岁了。记者5月14日早上见到他时，他一个人坐在堂屋的桌前佝偻着身子在数字牌。他颧骨突出，面容清瘦，说起话来声音低低的，一看就是病过的样子。

    “3月份的时候因为肝积水、乙肝等病在县医院住了15天，花了7000多元呢。”周德梅告诉记者，幸好他入了新农合，报销了70%左右。然而余下的2000多元，加上每个月将近400元的药费（医生叮嘱要吃两年，可报销70%左右），仍然让这个一直默默在村里行医的老村医感到为难。

    “儿子前几年在南宁打工时结婚了，现在媳妇也经常生病，一年都舍不得回来几次，家里就我们两个老人。”周德梅告诉记者，由于没有积蓄，这次一病，全靠亲戚朋友“借了点钱”和儿子打了2000块钱回来才勉强交够住院所需的费用。

    “想不到做了几十年的医生，最后自己差点连病都看不起。”周德梅叹息着说。他从28岁开始，几乎就一直在村子周边行医，40多年来，常常一个人背着药箱，几乎走遍了周边村子的每一个角落，而大部分的村民也都曾跨进过他家的门槛。可以说，他把自己的青春和除了种田之外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为村民的健康服务上。

    类似的情况出现在临桂县六塘镇广洞村委的老村医秦小喜身上。1965年，当时只有22岁的秦小喜作为镇里第一批被选送到市人民医院学习的青年，经过一年半强化培训后回村行医，一晃已经47年了。

    “儿子在临桂打工安了家，老太婆帮忙带孙子，现在就剩我一个人在家。”秦小喜说。而他所说的家，就是现在仍然每天坚守的村委的诊所。不过，由于“人老了，记忆力也越来越差”，加上前几年新来了一位村医，他的诊所早已门可罗雀。看病的人少了，又没办法种田，曾经赖以为继的生活来源也基本没有了。

    困顿的生活，让这位一直为村民默默服务了40多年的老村医“多少有些想法”“如果政府帮解决我们的养老问题，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会好点呢？”秦小喜淡淡地说。

    此外，“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增多，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小孩和妇女，相比城市的繁华和更多的机会，寂寞而缺少活力的农村，也成为阻碍许多年轻人回村从医的重要原因之一。”刘副会长说。

    破解：出台养老保险政策解除村医后顾之忧，提高执业水平

    一方面村医在农村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村医人员构成趋于老龄化且年轻人不愿回村从事这一职业的现实困境。对于如何实现乡村医生的更新换代，刘副会长表示，根本手段还是通过政策扶持、增加财政补贴等提高村医的收入，并帮助其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同时国家应加快解决村医退休后养老的问题，解除其后顾之忧，让广大村医生活有尊严，让村医成为群众羡慕的一份职业。

    事实上，就如何解决目前村医面临的后继乏人问题，早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驻桂全国政协委员的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夏宁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就公开表示，我区大部分县(市、区)还没有建立乡村医生养老保险制度，大部分村医仅参加了新农保，保险水平仅为55～400元/月不等，“已经严重影响了退休乡村医生的正常生活”。

    为确保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底”不破，他建议国家出台乡村医生养老保障总体政策，明确由各地结合当地乡村医生收入情况、职工养老保障平均水平和财政状况制定乡村医生养老保障具体实施办法和保障标准，同时应明确乡村医生养老保障水平不低于当地乡村教师养老保障水平，养老保障资金由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分担解决。

    此外，夏宁委员还建议参照民办教师“民转公”等办法，开展乡村医生“农转公”身份转换改革试点，以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为依托，将乡村医生逐步纳入乡镇卫生院统一身份管理，统一调配，并享受同等待遇及养老政策，彻底解决村医“半医半农”的身份问题。

    “政府应定期开展对村医的医疗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其执业技术水平，既能增强自身竞争力提高收入水平，也能更好地为村民服务。”刘副会长表示，在基本解决乡村医生基本收入和养老问题的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村民与村医签约等手段，既能强化村医自我学习、自我提供能力，也能确保村医在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提供量、医疗差错率等方面达到村民满意的程度，从而使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底”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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