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新闻发布会暨招商推介会上,客商满座。

桂林市市委书记赵乐秦(右二)与市长黄俊华(右一)在深圳会见知名企业家。
从北京到香港,再到深圳,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新闻发布会让这座南方的三线城市集聚了空前的关注度。因为,作为一个地级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上升为国家战略,继而得到国家全面、系统的政策支持,在建国64年的历史上史无前例。
从地方决策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城市目标上升为国家责任,桂林也因再一次被赋予改革开放新的“国家使命”而充满信心与活力。
站在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拉开大幕的节点上,很多人也不禁反问,为什么是桂林?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国家意志?
中国转型关口的旅游业
追寻这一问题的目光,很自然地率先落在桂林国际旅游胜地的政策发端———《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42号文)。
这一区域经济规划文件,正式的发布日期是2009年12月7日。
也正是这一天,地球另一边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峰会拉开序幕,“节能减排”自此成为世界最热门的词汇之一。成为峰会焦点之一的中国政府,定下了艰巨的减排目标:2005-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降低40%-45%。
时间上的巧遇,也暗示着两者内在的契合。
彼时,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逐渐步入从被动接受国际规则进入到主动用世界眼光谋划发展的新阶段。为了承担起更多的国际社会责任与加快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格局,“转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提及越来越频繁的词汇。其核心内容,是降低资源消耗、扩大内需、发展第三产业等关键字眼。
在这一背景下,国务院用“前所未有”的速度相续出台了包括42号文在内的20多个区域经济规划。大多数规划突出了保护生态,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新思路,且终端时间节点是与减排目标期限一致的“2020年”。
属于第三产业,具有巨大内需拉动力,绿色环保的旅游业的发展,无疑吻合中国经济转型的整体思路,顺理成章地成为多个区域经济规划一个重要切入点。其中,仅42号文中就出现了“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开发建设北海涠洲岛旅游区”、“依托崇左大新跨国瀑布景区和凭祥友谊关景区设立中越国际旅游合作区”等多个旅游区域的具象规划。
旅游业发展的地位上升,一个更明确的表现是旅游业首次全面融入了国家战略体系。
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巡视员、副司长张吉林表示,此前,对旅游业的重要作用迟迟没有一个明确的表达,出台有关文件时,只能比较含糊地把旅游业说成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旅游业是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但缺少一个准确的战略定位。
2009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首次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国家的支柱产业定义有着非常明确的要求,即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超过5%。彼时,中国旅游业所占比重大概在4.3%的水平,前景广阔。
“国家把旅游业列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就是看到了旅游业在拉动需求、带动服务业全面发展、转变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方面的积极作用。从长远看,旅游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张吉林说。
2011年4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旅游绿皮书》指出,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新一轮国家发展战略的逻辑起点,旅游业作为先行产业,不仅要围绕新的国家发展战略,更应成为引领国家战略的关键要素。
无论外部环境,还是内在需求,发展旅游业成为中国转型的突破口之一,已成为共识。
综合改革求发展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起步的中国旅游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世界旅游业排名迅速上升。2010年,中国入境的过夜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已经分别位居世界第三和第四。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迅速增长,中国成为全球出境旅游增长最快的国家,稳居亚洲最大的客源国。
日趋繁荣的旅游产业,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作用不仅仅是贡献GDP。经验证明,旅游业总是危机中率先复苏,带动经济回暖的产业。属于可持续、多层次、综合性的最终消费的旅游业,在扩大内需、促进增长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据世界旅游组织测算,旅游收入每增加1元,可带动相关行业增收4.3元,旅游直接就业与带动就业之比为1比5。
旅游业成为中国产业布局中越来越重要的棋子,而阻碍其发展的因素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关注。
2011年发布的《旅游绿皮书》指出,在短短的三十年里,中国旅游业走了一条非常规的道路。中国旅游发展的初衷并不是走产业发展的道路,而是作为一项政府外交事业活动来开展,所以中国的旅游业先天不足,没有产业发展应有的市场环境。在后期旅游行业发展中,缺乏统一的旅游管理部门,旅游行业部门发展参差不齐,行业体制不健全、发展混乱的后天失调问题至今仍是困扰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问题。
这些病灶直接引发了中国旅游业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综合效益不高、产业内部结构不够合理等症状。
作为中国老牌旅游城市的桂林,旅游产品供给至今仍以资源导向性的观光旅游为主,在粗放的景点开发热潮中,留下了诸多重复开发、不具足够市场吸引力的旅游产品。至今,未能形成完善旅游产业链条的桂林,旅游拉动经济、富民的功能也未能完全展现。
而世界旅游业发展潮流却在急剧变化。进入新世纪,旅游已基本实现了休闲化、大众化和社会化,成为人们普遍的一种生活方式和基本权利。市场进一步细分,休闲度假旅游成为最重要的市场方向,休闲度假旅游比较发达的国家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
要实现从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的转变,中国旅游业急需破解存在已久的这些禁锢。出路,是进行旅游综合改革,转变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和增长模式。
2009年,综合改革成为中国加快旅游业发展的“主题曲”。在这一年,中国初步形成了“一省一市一岛”的旅游综合改革格局。云南、桂林和海南成为中国旅游业在改革中寻求突破的首批载体和试验田。
作为格局中唯一一个地级市,桂林将被打造成一个集“世界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国旅游创新发展先行区”、“区域性文化旅游中心和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四个定位于一身的区域经济体,成为中国旅游经济结构调整的标杆城市。
为什么是桂林
谋求整体经济结构转型而实施旅游综合改革的国家意志显现,但为什么选择桂林作为排头尖兵?
34年前,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经济特区以其沿海、靠海的地理优越性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但与当时“大破大立”形势有所不同,今天的旅游业综合改革需要在30多年发展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进行路径的探寻。
自身发育的成熟度,成为能否承担起旅游综合改革试验田重任一个关键的衡量标准。
“桂林旅游业,是中国旅游业的一个缩影。”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用一个形象的词评价了桂林旅游业。
杜一力说,作为首批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桂林旅游业与中国旅游业发展同步,如今相对成熟、完善,体现了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现有水平。
拥有国家5A级景区3家,4A级景区25家;拥有170多家旅行社,80余家旅游车船企业和办理了导游IC卡的各语种导游人员1.7万多名;是中国首批向世界推介的最佳旅游目的地城市之一……这些发展成果反映了桂林旅游业的成熟度,也是桂林进行旅游综合改革先行先试的资本。
“而桂林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也反映了中国旅游业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杜一力说,例如,桂林以旅游业的发展引导和促进其他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旅游业正在面临的课题和改革创新发展中正在探索、亟需解决的问题。
将视野跳出旅游圈。桂林市市长黄俊华认为,桂林是内陆后发展城市,这样一个城市怎么在发展中保护环境,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加快发展,让老百姓过上更加殷实的生活,这种尝试获得成功,对其它地区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
而诸多优势条件,也让桂林旅游可以最迅速与世界接轨。
桂林拥有世界上发育最典型的岩溶地貌和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等自然人文旅游资源,具有旅游资源组合优势;桂林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圈,城市环境质量名列全国内陆城市前列,12个县全部成为国家生态保护示范区;国际旅游论坛永久落户桂林标志着桂林与世界旅游组织已进入良性互动,而日渐深入的国际合作把桂林带向世界旅游发展的前沿……
这些,都是桂林追赶“休闲、绿色、服务”这一世界旅游发展潮流,实现“国际化”的独特优越条件。
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的深圳等经济特区,到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为代表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桂林也需要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看桂林国际旅游胜地的建设,通过自身探索和创新拿出全国可资借鉴的东西。
因为,“桂林旅游业改革开放发展的蓝图,将反映中国旅游业改革创新发展的前景。”杜一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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